春日時節，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厙東關鄉陶營村的櫻桃基地內，櫻桃花早已謝去，綠綠的櫻桃綴滿了枝頭。

“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帶領我們種櫻桃，種植、銷售有人管，我們只要在生產環節用心管護，每畝就能增收800元以上。”櫻桃種植戶楊才說。

在畢節，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加快實現農民共同富裕，陶營村并非個例。自2017年以來，畢節市通過探索推行村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重新構建村集體與農民群眾新的經濟聯結紐帶，在全市由黨支部領辦了7229個合作社，覆蓋全市3000多個村（居、社區），蹚出了一條共同富裕的路徑。

畢節農村基層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緣何能成功，給鄉村振興帶來哪些實踐和探索，又能為其他地方帶來哪些借鑒？近日，記者走進畢節鄉村找尋答案。

探索

——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落實到農村工作的方方面面，通過突出政治領導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能力，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脫貧致富、全面小康

畢節，黔之西北，烏蒙腹地。這里曾是烏蒙山連片特困地區。畢節的貧困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中國唯一一個以“開發扶貧、生態建設”為主題的試驗區應運而生。

試驗區成立三十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場場戰貧斗困的硬仗在烏蒙群山間打響。脫貧攻堅越是到最后，剩下的越是難啃的“硬骨頭”，到2016年，畢節全市仍有7個貧困縣、1981個貧困村、115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而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兩委”干部“提不起筆、喊不動人、找不到錢、辦不好事”，直接影響到脫貧攻堅的推進質量和效益……一系列“老大難”問題阻礙了農村的發展。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農村重新組織起來？能不能找到一條既適應市場經濟、充滿生機和活力，又能讓集體變得強大有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7年4月，貴州省第十二次黨代會號召全省學習推廣安順市塘約村領辦“村社一體”合作社的經驗，讓更多貧困戶參與、讓更多農民增收、讓更多村集體經濟壯大。畢節市委因地制宜作出以“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大安全”“大發展”的工作部署，做實黨組織對農村經濟的全面領導，把農民重新動員和組織起來，開啟探索“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新實踐。

2017年，畢節市選擇350個村探索農村“村社一體、合股聯營”改革試點，村“兩委”與村合作社管理人員“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推動“村、社、民”合作共贏。在此基礎上，市委主要領導帶頭調研，成立領導小組，組建工作專班，2019年全面部署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2020年市委二屆七次、八次全會再強調再部署，2021年又把領辦工作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四大舉措”之一。

在探索推行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中，畢節市堅持市級抓謀劃、縣級抓統籌、鄉鎮抓實施、村級抓執行的“四級聯動”，通過產業和市場、生產和經營、機制和利益、獎勵和激勵“四個結合”，突出支部領辦、共同富裕、固本強基和鄉村治理，實現共建共享強村富民。

“明確村黨支部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理事長，村黨支部書記職務停止或終止時，按法定程序改選合作社理事長。若村黨支部書記是機關事業單位下派干部，合作社理事長由村黨支部副書記擔任，黨支部書記仍然履行領辦責任，切實發揮黨支部對發展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和引領作用。”畢節市委組織部部務委員何開錄說。

從管理鄉村到經營鄉村，思路變了、觀念變了，村黨支部引領強村富民有了具體抓手，為鄉村振興注入了新活力。

2018年以來，七星關區鴨池鎮探索創新采取“兩包一干”工作思路，在全鎮26個村或社區成立26個黨支部領辦的村或社區集體合作社，并組建“七星關區格啷種養殖農民專業合作聯合社”，統籌解決產業選擇和市場銷售難題。

“兩包一干”即鎮級聯合社統籌產業選擇、資金資源籌措、技術培訓服務、運營管理“包前端”，統籌市場銷售開發“包終端”，村級合作社組織群眾“領頭干”，帶領群眾發展實體產業，大力推動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

“兩包一干”模式不僅解決了合作社“不會干、不敢干、不想干、不能干”和“一個村單打獨斗”的問題，更凸顯了黨組織對實體經濟的引領導向作用。

經過幾年的發展，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在烏蒙大地如雨后春筍，發展到了7229個，覆蓋3289個村，入社群眾74.4萬戶300.6萬人，2021年村級集體經濟年收入達5.47億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2萬元。

通過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的推廣實施，畢節農村留下“一支帶不走的工作隊、一批活力強勁的合作社、一份殷實厚重的村集體資產、一套高效管用的基層治理體系”，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實踐

——堅持貧困戶和村集體“兩個聯結”一起抓，增加農民收入和壯大集體經濟“兩個效益”一起要，發展基金和風險基金“兩個基金”一起建，融入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位于七星關區鴨池鎮的畢節市豆邦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產車間內，現代化的生產線轟鳴作響，工人們在流水線上緊張有序地進行清洗、稱重、裝筐等操作，一筐筐鮮嫩的豆芽通過冷藏車被運往城區超市、農貿市場。

畢節市豆邦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投資680萬元，引進4條先進的國際化生產線，滿負荷生產后，日產豆芽達5萬斤，日銷售收入實現5萬多元。

“沒想到豆芽產業效益這么高，黨支部帶著我們干，解決了我們的后顧之憂。”鄧書林是鴨池鎮的脫貧戶，在黨支部的介紹下，來到豆芽廠上班，每個月有3000多元的工資，既能照顧家庭，又能增加收入，她對這份工作很滿意。

畢節市在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中，把“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群眾主體作用，特別是注重原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進入合作社，確保收入穩定不返貧。

走進大方縣鳳山鄉銀川村，放眼望去，青山綠樹間村民正忙著給新長出的獼猴桃固定枝條。在這里，連寨路、串戶路四通八達，獼猴桃、冬蓀等特色產業發展勢頭正旺，脫貧摘帽后的銀川村，充滿生機活力。

結合產業發展現狀和自然村寨分布情況，銀川村成立村黨總支和經濟合作社聯社，在產業鏈上建立天星橋、啰嘟、五營盤三個產業發展黨支部，分別引領獼猴桃、冬蓀、鄉村旅游三大產業，有效破解了抓黨建和抓經濟“兩張皮”。

“通過將支部建在產業鏈上，匯聚黨員與經濟的力量，在銀川村，黨支部帶黨員、黨員帶群眾已成為常態。現在，不僅村莊變美了，產業發展也是風生水起，有了收益，村民的日子越來越好了。”銀川村黨總支書記李輝說。

《畢節市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運行管理辦法（試行）》中要求黨支部領辦的集體合作社要建立“217”分配機制，即合作社純收益的20％留存發展、10％獎勵分配合作社管理人員、70％按股分紅，村集體分紅部分又拿出一定比例投向村內公共設施和公益服務，鼓勵群眾勞動取薪，各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推動合作社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通過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全面發動、組織本村村民加入集體合作社成為成員，建立起了合作社、村集體與群眾的緊密關系，使群眾主動參與集體合作社的發展決策、產業選擇、生產運營、銷售推介、監督管理等重要環節，進一步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帶動融入自治強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的工作之中。”織金縣委組織部長趙德銀說。

據統計，隨著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畢節全面消除了“空殼村”，全市村級集體資產達70.47億元，村集體經濟積累14.49億元，極大改變了過去“沒錢辦事”的尷尬局面。同時激發了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動力和活力，探索出“黨建＋積分”“群團工作站”“百姓講評”“七人議事”“鄉村治理督導員”等一批成功經驗，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留下了一套高效管用的鄉村治理體系。

經驗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組織起來，把鄉村治理融入進去，走共同富裕道路

黨支部領辦專業合作社依法依規進行民主管理，拓展了鄉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為加強基層黨組織領導開展農村工作、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創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強化鄉村治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探索出有效的實施路徑。

“村支書既好當又難當。”織金縣馬場鎮臺子居經濟合作社理事長陳登才快人快語，“好當”在于，現在村黨組織帶領村民發展產業有路子，村集體有錢能為村民辦實事，村里修路、發展產業有呼必應；“難當”在于，一是發展產業和建設農村要有思路和辦法，二是有時忙得自己家都顧不上。

畢節創造性地設計，把黨建和集體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在畢節農村走一走，就會感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優勢”絕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實實在在地在每個人身邊。

3年前，退役軍人周明江放棄十幾年的運輸生意，返鄉當上織金縣小屯腳村黨支部書記，團結帶領村“兩委”干部成立村集體合作社，發展南瓜、辣椒種植800多畝，僅勞務工資就發放12萬余元。

“通過推進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工作，倒逼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優化設置，畢節市建立村級黨委19個、黨總支716個，在產業鏈、合作社、生產小組建立黨支部2252個，234個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得到整頓提升，一大批退役軍人、致富能手、外出務工經商返鄉人員、大學畢業生、合作社管理人員等成為村干部。”畢節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文超說，廣大基層干部經過領辦集體合作社的錘煉和洗禮，宗旨意識不斷強化，謀劃和推動發展的能力得到提升，“頭雁領飛、眾雁成行”，真正把“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落細落實，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農村改革發展注入強大生機與活力。

“畢節全域推行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有力推進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回答了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和發動群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抓黨建’和‘抓發展’之間的關系。”畢節市委主要負責人說。

在竹蓀生產大棚里，在櫻桃樹下，在機器轟鳴的車間，在蔬果飄香的山坡，在繁花似錦的農舍……畢節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故事，正在烏蒙山腹地不斷演繹，而且越講越有味道，越講越精彩。（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肖克 劉久鋒）

來源：農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