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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大家覺得是個問題，現在已不再是問題。”談及賦予科研人員更大自主權的落實情況，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林說，新的政策出臺后，再也沒有科研人員來詢問能不能對技術路線進行調整了。“以前，對技術路線進行調整，嚴格來說，項目不能結題。原因是項目成果與之前的預期目標不符。”

“要讓領銜科技專家有職有權，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要尊重科研規律，尊重科研管理規律，尊重科研人員意見，為科技工作者創造良好環境，服務好科技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出的殷殷期盼，已逐漸落實。

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賦予科研人員更大技術路線決策權，賦予科研單位科研項目經費管理使用自主權，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

放權賦能的一系列政策頻出，科研人員真的能“我的科研我做主”嗎？

“科研項目實施期間，科研人員在研究方向不變、不降低申報指標的前提下，擁有更大技術路線決策權，有利于激發科研人員的‘主人翁’意識，增強科研人員工作激情和創新活力，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長胡明春告訴記者，所里正在探索的項目制改革已初具成效，圍繞項目目標，在技術路線選擇等方面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

“原來設想的研究方向在具體操作中無法實現，或者說本來的研究方向很新穎，但在執行過程中，發現人家已早一步發表了成果，就應該及時做出調整。”李林告訴記者，過去要做出這樣的調整需要向有關方面作出解釋，如今給了自主權，自己調整就行。

但多名采訪對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有了自主權只能是對具體的研究方向、研究課題和目標做調整，項目定性指標不能下降。

“好比你要前往人民大會堂，如果既定的路線中有部分路段修路，你可以選擇繞行，但是目標不能改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院士這樣理解。

多名采訪對象認為，這樣的調整很有必要，但還需進一步細化，和審計、督導等工作相配套。

李林認為，因為政策實施時間不長，現在還很難評價實施效果。“也許過兩三年項目驗收時，研究方向做過調整的課題能否通過驗收，或者哪些調整允許被收受，才能做出評價。”

“研究工作會出現很多意外，如調查數據、人手、耗材等不夠要增加，但現有資金卻無法調配使用，造成研究無法進行或出現違規挪用資金，有違科研人員的初衷。”全國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學教授羅霞說。

“一個育種經常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農林科學院院長李成貴說，讓基礎研究心無旁騖，“人頭費”改革應該提到臺面上。

科研人員對科研項目的經費使用都頗感“撓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改革和創新科研經費使用和管理方式。一年了，包括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在內的項目管理均出臺了一攬子的財政賦權細則。

“原來的經費中，設備費、勞務費、專家咨詢費、基本建設費預算一般不予調劑。”科技部重大專項司司長陳傳宏介紹，去年重大專項新出臺了“十項措施”，賦予科研單位科研課題經費管理使用自主權。以前不予調劑的費用中除設備費外，其他科目費用調劑權全部下放給課題承擔單位。

“十項措施”中首提“智力密集型課題”，包括科研人員績效的間接經費比例20％—30％不等，而對數學等純理論基礎研究課題允許突破比例。

羅霞建議，項目申請到位一般都在預研階段之后才進行，預研經費成了問題，希望一個項目未用完的經費，能用于同領域項目的前期研究，推動接續發展。

“如果一個成果得到了資本市場認可，愿意出資促成轉化，科研團隊收益的80％—90％都歸科研團隊，可以是人力資源費，也可以用于研發。”全國人大代表、四川華西醫院院長李為民說，科研成果的使用權由科研人員自主決定。

自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以來，職務發明的使用權由科研人員所有，已經沒有制度上的壁壘。但由于科研成果進入市場，涉及復雜的經濟問題，在很多地方仍舊停留在“口頭上、紙面上”。

“根據有關制度，院校領導是無法參與自己成果的后續轉化的。”羅霞說，但是研而優則仕是客觀存在的，院校領導另一個角色也是科研骨干，擁有高質量的科研成果。

一個制度松綁，另一個制度仍在掣肘，科研成果的使用權事實上沒有賦予全部的科研人員。

此外，進入市場，進行的是經濟活動，盡管被松綁，但很多科研人員不敢貿然“下海試水”。“仍需要法律、經濟等方面的專業隊伍進行服務工作。”李為民說，除了去年出臺的“華西九條”，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還配套了一系列的專業隊伍、完整清晰的服務流程，并且在人員考核辦法上做了調整，促進服務人員的積極性。

“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是一整套制度的探索。”李為民說，不是把科研人員推到臺前就能完成轉化，要通過系統的配合提高成果在市場上持續發展最終成為產品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