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祥 鈞

高舉《覺悟》大旗，為社會主義呼號

“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各種宣傳新思想的報刊如雨后春筍。1916年1月，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在上海創辦，主編是國民黨右派理論家葉楚傖，邵力子任總經理兼《覺悟》副刊主編，協助邵力子編輯《覺悟》副刊的是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6月16日，《覺悟》副刊首次在《民國日報》第八版出現，以宣傳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為特色。為了便于保存和查閱，每月還發行《覺悟匯刊》一冊，每冊內容30余萬字。

邵力子

《覺悟》副刊的影響極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寫道：“那時，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而毛澤東講的《民國日報》，主要指的就是它的副刊《覺悟》。利用《覺悟》進行游擊性的戰斗，是邵力子的一大發明。《民國日報》的社論一般是由葉楚傖操刀，《覺悟》則由邵力子負責，葉楚傖給《覺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進字紙簍；而《覺悟》常發表與《民國日報》社論唱反調的社論，造成了《民國日報》正版大家不看，爭看副刊的現象。

邵力子還大力汲取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辦報的養料。這個時期，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給他帶來很大的震動和鼓舞，特別是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中，《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清晰明了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邵力子讀后如夢初醒，十分佩服，對李大釗的文章每篇必讀。他還向陳望道借來許多日文版的馬列著作，用“和文漢讀”的辦法認真研讀，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當時，邵力子主持的《覺悟》副刊發表的宣傳馬列主義的政論性文章達950篇左右，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專門的介紹。他自己親自撰寫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會主義決不是好奇》《共產與公道》《拒受遺產和共產主義》《主義與時代》《心與力》《馬克思底思想》《救中國的對癥良藥》《社會主義與公妻》《讀蘇維埃俄羅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對馬克思主義傳播起了巨大推動作用的《覺悟》副刊

另外，《覺悟》對馬列主義的傳播，主要特色就是以顯著的位置和優先的篇幅刊登當時一批早期共產黨人的文章。在《覺悟》副刊上發表過文章的早期共產黨人有：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瞿秋白、李漢俊、惲代英、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沈澤民、蕭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劉仁靜、張聞天、張太雷、方志敏、蔣光赤、楊賢江、任弼時、羅章龍、陳毅、楊之華等，共計200多篇。除了共產黨人發表文章外，一些極具社會影響力的進步文化人士也在《覺悟》上發表文章，使其影響力進一步增大。如魯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間，就在《覺悟》副刊上發表了評記、小說、翻譯作品14篇，其中有《讀胡適的哲學史大綱》《是誰改制》《不周山》，魯迅的第一部小說《吶喊》“自序”也是在《覺悟》上首發的。不僅如此，邵力子還以“本刊記者”的名義，在“文壇消息”欄內介紹魯迅的創作動態，把魯迅出版的小說集譽為“劃時代的小說集”。

在邵力子的主持下，《覺悟》辦得有聲有色，名噪全國，同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副刊、《京報》副刊并稱全國“四大副刊”，為宣傳社會主義、啟迪青年的思維、促進國民的覺醒發揮了積極作用。

參與建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邵力子即在《民國日報》頭版頭條的突出位置報道這一消息。當時他還在復旦大學做兼職教授，他在講課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蘇俄政府宣布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后，邵力子感到振奮，認為只有蘇俄是平等對待中國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國日報》上一直以極為友好的態度熱情地介紹蘇俄的相關情況。

1919年5月5日，邵力子在報館值班，得知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五四運動，立即決定采取行動。他于當天夜里通宵工作，親自編排好有關五四運動的版面，在報上以大篇幅醒目位置予以報道。第二天，他又帶著報紙到復旦大學，緊急集合全校同學，親自宣讀《民國日報》上的有關五四運動的頭條新聞。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說：“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了，北京的學生已行動起來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我們復旦的學生怎么辦？北京的學生有這樣的愛國熱情，難道我們上海的學生會沒有嗎？趕快行動起來吧！”受到愛國熱情的激蕩，復旦大學學生立即罷課，聯合其他高校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紛紛走上街頭，游行示威，同時派出學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進行宣傳，醞釀罷工罷市，從而在上海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后，為響應北京學生，上海學生也走上街頭，舉行游行示威

在宣傳馬列主義的過程中，邵力子的思想與共產主義理想更貼近了。1920年，他在上海參與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他自己說：“我參加共產黨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開始探討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分工是南方陳獨秀負責，北方李大釗負責。這就是廣泛流傳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由來。1月下旬，陳獨秀從北京來到上海，聯絡邵力子等人，開展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與陳獨秀一起會見了經李大釗介紹、從蘇俄來華援助中國籌建黨組織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夫婦。在這之后不久，由陳獨秀和邵力子為主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有陳獨秀、邵力子、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施存統、沈定一、戴季陶、楊明齋等，研究會由陳獨秀負責，活動地點分別在陳獨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會成立后，迅速地與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還創辦了一所平民女子學校，吸收一些有覺悟的女性來學校讀書，接受新思想的啟蒙。研究會還幫助工人組織了印刷工會、郵電工會和紡織工會。

作為馬克思研究會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正式公開出版發行。

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陳獨秀對組建共產黨十分急迫。1920年他對張國燾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共產黨。”他還告訴張國燾，已經將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和在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一致表示贊同。

約在1920年8月底，趁著《共產黨宣言》的出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宣告成立，成員有陳獨秀、張國燾、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9人。邵力子是眾所周知的國民黨元老，現在又擔任著國民黨的官職，但他又信仰共產主義，希望加入共產黨組織。為此，成立會上專門研究了他的情況，決定邵力子對內雖是共產黨員，但對外的公開身份還是國民黨員，他可以不經常參加小組活動。因為邵力子時間緊，白天要在復旦大學教書，晚上要到報館工作，他還擔任了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并參加上海市馬路商界聯合總會的工作，這些職務，都以國民黨員的身份活動為宜，也便于發揮一般黨員不能發揮的作用。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對全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具有推動作用。《新青年》成為黨的機關報，同時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和《勞動界》等刊物。主要撰稿人為陳獨秀、邵力子、李達、陳望道和李漢俊。同時，邵力子主編的《覺悟》副刊繼續自覺地宣傳馬列主義。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還積極指導和聯絡各地的建黨活動。不久，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相繼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他為黨的一大召開而操勞，但沒有出席會議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國性的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已經具備，邵力子與李達、李漢俊等為中共一大的召開，經常通宵達旦地在邵力子家中進行緊張的籌備工作，邵力子參與起草了大會文件，還參與了會議召開的聯絡和總務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幕，這里是國民黨元老李書城的寓所，李書城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由于各種因素，邵力子沒有出席這次意義深遠的大會。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在這次會上通過綱領和決議。但會議剛開始不久，有陌生人闖入，會議代表迅速疏散，接著法租界巡捕房就來侵擾，估計此地已經被反動當局給“盯”上了。會議還沒有開完，怎么辦？大家認為會議不能在上海召開了，要到外地去開。這時，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和邵力子分別提議轉到嘉興去開比較好。邵力子說，上海到嘉興坐火車只要兩個小時，他有一個紹興同鄉好朋友陳儀，是浙軍的一個師長，他的部隊駐防在杭州嘉興一帶，安全上出不了問題。

中共一大會址夜景

當黨的一大在嘉興南湖繼續召開時，邵力子相應地在《民國日報》7月31日的《覺悟》副刊上，以顯著的位置刊登了筆名“光亮”的《再與太樸論主義底選擇》一文，批判“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他義正辭嚴地公開宣稱：“我所信的是馬克思主義，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勞農專政’。”邵力子特意在此時發表該文，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公開的理論獻禮。

身跨兩黨，主張國共一家

在國共合作早期，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多，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則只有一兩人。邵力子作為先國民黨后共產黨的特殊黨員，對促進國共兩黨的合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被編入第三組和第一組，與鄧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張太雷一起過組織生活。1922年，他出任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上海大學副校長，積極吸收革命青年入學。1922年至1923年間，他積極參加設在上海環龍路44號的國民黨改組辦事處的籌備工作，并與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葉楚傖等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1925年5月，邵力子參與領導了上海五卅運動，引起了上海反動當局的注意。上海護軍使秘密下令緝拿“布爾什維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離開上海。他南下廣州，參加黃埔軍校，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秘書長，第二次東征時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在黃埔軍校，邵力子與周恩來心心相映。周恩來經常為軍校學員講課和演說，宣傳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為核心的新三民主義，詳細解釋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原因，指出工農大眾解除痛苦的辦法。周恩來在演講中，特別強調建設一支人民的革命軍隊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在講課中則發揚了周恩來的思想，他說：“新三民主義則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已經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義思想，演變為具有民族、民權、民生的社會主義傾向的新內容。”對周恩來建立人民軍隊的主張更是積極響應。

在黃埔軍校，經周恩來批準，邵力子公開了中共黨員的身份，在黃埔軍校共產黨小組公開過組織生活。邵力子對周恩來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來一起，與國民黨的右派分子作堅決的斗爭，擴大了中共在軍校中的作用和影響。

1949年，邵力子等人在西柏坡與中共領導人合影 。右起：周恩來、江庸、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楊尚昆

邵力子在黃埔軍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進傾向共產主義思想的新人，以期改造國民黨。有一次，他拉著已是青年團員的文強的手，說：“國共是一家，CY（青年團）是CP（共產黨）的預備黨員，國民黨太老大了，需要引進新黨員，像CY這樣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記總理說的‘以俄為師’，難道師友、師生還不是一家嗎？我不相信死頑固能夠反對得了。”

服從大局，遵照組織決定退出中共

邵力子身居國民黨要職，同時又是中共黨員，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幾欲設法讓邵力子脫離中共，但礙于國共合作的大氣候，不便明確要求。

1926年1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邀請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各派一位代表參加會議。國民黨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譚平山出席，這樣邵力子就不能保留中共黨員的身份了。為此，中共從國共兩黨合作的大局出發，考慮到邵力子本來就是以國民黨員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國民黨內同樣可以起到積極作用，于是，決定邵力子退出中共，保留國民黨員的單一身份。不久，邵力子在與譚平山赴蘇聯出席會議途經上海時，中共中央專門為他舉行了歡送會，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周恩來等。瞿秋白在致歡送詞時，就邵力子脫離中共一事作出解釋，他說：“歡送邵力子赴莫斯科開會，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純粹國民黨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決定邵力子退出共產黨，是為了黨的利益和黨今后工作需要才作出這樣的決定的。”邵力子在會上表示一切從大局出發，服從組織的決定，今后在黨外繼續為黨效力。

在以后的20多年里，邵力子作為國民黨元老，長期在國民黨上層任職，經歷了大革命失敗、抗日戰爭、國共全面內戰的風風雨雨，但歲月的風云始終沒有改變邵力子當初加入中共時探求民主、向往光明的信念。

毛澤東與邵力子等一起觀看人民英雄紀念碑模型

1949年，邵力子作為國民黨談判代表團成員赴北平，在成行之前他就做好了不南返的準備。最后，他留在了北平，并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選編自《黨史縱覽》2001年第三期）

責編：徐嘉

校對：吳玫 孔曉莉

審核：董楊